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巨大——体制扭曲性剩余要素、资产和消费的规模

天勇谈经济

笔者就自己2018到2022四年半二元体制与经济增长和稳定关系的改革研究，集中整理写了一些学术论文，推动本着为今年推进市场化改革安排提供一些学理参考的中国增长制扭想法，今天专门在公众号撰文，经济估算中国经济闲置浪费生产力数量和被压抑的潜大体的规财富及消费规模——实际是改革推动增长的巨大潜能。为《二元体制经济学》专栏之十一。曲性

如同二元结构分析中的剩余素资农村农业剩余劳源不断地向城市和工业转移，形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产和巨大动能一样，二元体制扭曲所禁锢的消费要素、资产和消费——体制性剩余，改革如果通过体制改革进行释放，推动也是中国增长制扭一种国民经济巨大的增长潜能。1978以来三次大力度改革开放推动的经济经济高速增长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1．2020年中国市场标准值与体制扭曲值的潜大体的规差值

前面笔者已经提到，市场竞争标准值与二元体制扭曲值比较，曲性形成二元体制分析最为核心的一个范畴——体制扭曲差值。以前分析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较不科学的是主观和定性的猜测；较为科学一点的是，以专家打分法、改革前后比较法、相关回归法等不同的方法分析，但仍然没有摆脱外生推断黑箱式的判断。而体制扭曲差值概念最重要的学理意义在于，可以将其作为内生变量，分析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数理关系。

一个二元体制的国家，其内部市场场景和计划行政场景两部分之间，并且与国际同发展水平经济体相比，可以找到国内市场场景或者市场经济国家中竞争性的标准值。在要素配置方面，比如无户籍管制自由迁移国家一定人均GDP发展水平时的城市化平均水平、劳动力农业平均就业比例；国内竞争性民营企业的资本平均盈利率、贷款实际利率；他国土地可以交易，各类土地有其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水平。在收入和消费方面，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平均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平均比例。在资产体制方面，市场经济国家的土地和房屋，中国城镇限于住宅、商业楼和商用办公楼等，可以交易、定价和抵押，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

而在二元经济体制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体制扭曲值。2020年的中国，在要素配置方面，城市化水平为60%、劳动力农业就业率为23%；国有企业权益资本利润率为1.50%，向国有企业贷款的利率为4.50%；没有土地要素二级市场，民营企业获得土地要素较为困难，出让土地价格较高。在收入和消费方面，生育率低为1.20%，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种地收入水平过低。在资产方面，农村土地和房屋及城市土地，因禁止交易或不能够交易，而不能定价和抵押，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

如果我们将市场竞争状态下的人口流动、要素价格、市场状况、收入和消费水平、资产是否交易等数值和状况看成是标准值，而将二元体制经济体有关的数值和情况看成是扭曲值，则标准值和扭曲值相比较，就是体制扭曲差值。比如2020年的中国，要素配置方面差值，人口城市化差是15%，劳动力农业就业比率差是13%、国企资本利润率差是3.36%，民企信贷利率差是2.50%，农民获得建设用地要素为无。在居民收入消费方面，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可能是1.50%，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差为15%，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差为20%。在资产方面，就农村土地房屋和城市许多土地看，是有和无的差值。

2．2020年扭曲造成的生产、财富和消费损失—即剩余数量

体制扭曲性剩余要素、消费和资产。用体制扭曲差值与标的规模的数理关系，可以计算出2020年中国各个方面的闲置和低利用数量。

（1）体制性剩余要素数量

闲置和浪费的生产力。要素投入形成生产力，而体制扭曲被禁锢的各种生产要素，其实是体制性剩余要素，如果通过改革得到释放，就是一种潜在的经济增长动能。

在人口和劳动力要素方面，如2020年劳动力农业就业比率差值乘以全国总就业劳动力75064万人，农业领域中剩余劳动力为9758万人；假如我们将外出务工工资水平作为标准值，将在农村从事第二三产业收入作为扭曲值，根据其差值也可以计算出目前在农村第二三产业中体制性的剩余劳动力数量。

而在资本要素方面，2020年国有企业总资产244万亿元，按照其中权益资产5%的标准利润率与实际利润率1.64%的差值，可以计算出体制性剩余资本规模为62.74万亿元；而假如以贷给竞争性民营企业贷款7%利率为标准值，以贷给国有企业贷款4.50%利率为扭曲值，假定贷给国有企业60万亿元贷款，通过其差值可以计算出造成闲置和低利用贷款——体制性剩余贷款21.43万亿元。

在土地要素方面，2020年农村有体制性剩余耕地2.6亿亩，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1.55亿亩；城镇和工矿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4150万亩。其中，以墨西哥改革前后增产的经验和西南财大的抽样调查参数估算，中国目前农村中体制净剩余耕地可能达2.6亿亩；农村体制性剩余宅基地规模在6000万到9500万亩之间；农村体制性其他建设剩余用地7500万亩；城市（加县城）建设用地面积在1.1亿亩左右，宽占宽用的闲置和低利用率土地最低按照10%计算，为1100万亩；工矿用地9000万亩左右，按照20%闲置和低利用率计算，为1800万亩。

（2）体制性剩余资产规模

因禁止交易而不成为市场经济意义财富的土地和房屋。我们将可交易、可定价和可抵押土地房屋视为标准资产状况，农村土地房屋和城镇土地禁止市场交易为无资产状况。因此，农村体制扭曲性剩余资产为耕地、林地、宅地和其他可交易建设用地与其市场影子价格的乘积。而城镇体制性剩余土地，则是国有和其他所有者使用的工业、物流、仓储等建设用地面积与其市场影子价格的乘积。2020年全国体制性剩余农村房屋和各类土地以及城镇可交易土地资产合计为786万亿元，除去农村住宅资产中宅基地成本的重复计算，约为705万亿元。

（3）被扭曲和压缩的居民剩余收入和消费

被体制扭曲压缩而没有实现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需求。2020年城市化水平差值乘以标的141178万人口，则农村中有体制扭曲性剩余人口21177万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为43834元，农村人均收入为17131元，如果以城市化体制扭曲差值计算的农村剩余人口21177乘以（43834元-17131元）计算，居民收入损失——体制性居民剩余（被压缩）收入56549亿元，如果收入消费率为70%，则体制性剩余（被压缩）消费为39584亿元。

这些体制扭曲性剩余生产要素、消费需求和资产，一方面，造成了要素闲置低利用、消费需求不足和资产财富减少，另一方面，也是体制改革提高要素利用、扩大消费需求和增加资产性财富的潜能。

如果对上述各方面的二元体制扭曲进行纠正性改革，则被禁锢的剩余要素、资产和消费等潜能就会被释放，从而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形成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巨大的推动力。

注：以2020年假定的市场影子价格计算，若放开可交易部分土地房屋市场，从无到有，城乡建设用地资产为254.79万亿元，农业用地资产396.36万亿元，农村住宅资产134.90万亿元。需要说明的是，农村住宅市场影子价格中含有60%左右的宅基地成本，因此如果简单合计会存在资产值重复计算问题。

参考文献：

1． 周天勇：从转轨到并轨：超大规模二元体制经济学的内在体系． 探索与争鸣． 2022．（5）

2． 周天勇：体制剩余：转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体制性剩余要素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增长的新潜能． 学术月刊． 2021（4）．

(责任编辑：焦点)